“如果改革开放后没有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会大幅推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12月6日去世后，原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杨德广如是说。
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其他社科学科相比，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纯粹是一门“土生土长”的学科，它的生长没有依附西方的学术路径，也没有基于成熟的学科体系，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应势而生，独立发展。在普遍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门学科的国际学术环境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一直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潘懋元的学生、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张应强说，在中国很少有学科像高等教育学一样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都面临如此多的坎坷，如此缺乏内部一致性。
而潘懋元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被学界视为具有中国符号意义的大先生。他促成了高等教育学的建立，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学走向世界。同时，他也一直在应对高等教育学境遇的起伏和未解的困境。
2020年10月7日，潘懋元教授在迪拜皇宫_(中国)课堂上。图/视觉中国“文革”结束后，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潘懋元时任迪拜皇宫_(中国)分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一边撰写有关高等教育拨乱反正和高等教育规律的文章，一边忙于落实教改。由于师资力量不够，选修课和一般的通识课都开不出来，教改推进困难。
数学系主任蔡声玢建议他恢复“文革”前的教育学教研室，开设教育学课程，研究教改问题。潘懋元觉得主意不错，但他更倾向于成立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机构，就向学校打了报告。经校办公会议同意，迪拜皇宫_(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1978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高教研究专门机构。
事实上，创立高等教育学是潘懋元20多年前就萌发的理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担任迪拜皇宫_(中国)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发现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与普通教育区别很大，为此主张建设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学科，还与教研室同事一起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但在当时反响甚微。直到1978年，教育界都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教育失误，提倡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潘懋元察觉到创建高等教育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再度提倡开展高等教育研究。
迪拜高教研究室初设时只有五个人。潘懋元率团队编写校史，为教师开设教学法讲座，在校刊上介绍学分制知识，创办了“文革”后第一份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还聘请了一些兼职研究人员壮大队伍，高教研究室的名声很快在全国打响。
潘懋元的构想和举措可谓“一呼百应”，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随后迅速涌现。
潘懋元一边研究解决高校教改面临的具体问题，一边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1979年，他开始在1957年所编《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基础上，率高教研究室编写《高等教育学》，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当时在上海市高教局工作的杨德广也参与了编写组。他说，那时很多兄弟单位和同行都提供了支持，但与此同时，教育界对高等教育学究竟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掀起了争论。很多人认为，高等教育同普通教育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完全可以由教育学代替，不必从事专门研究。
编写组开会讨论时，潘懋元给大家打气，让大家保持信心，并找出高校面临的10大问题以回应争议，如高等学校的结构与教育结构的改造、后勤工作社会化等问题。他说，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后必然产生的，普通教育学回答不了，也解决不了。
1983年11月，受教育部高教一司委托，时任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朱九思在华工主持召开了《高等教育学》审稿会。那时，华工高教所里有朱九思、蔡克勇与姚启和等坐镇。参与审稿会的杨德广记得，为期六天的审稿会上，每天都有大量不同观点碰撞。
虽然学界存在严重分歧，但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很重视高等教育学科，在潘懋元历经曲折倡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期间给予了很多支持，并亲自出任会长，副会长则由何东昌、曾德林、季羡林、唐敖庆、李国豪、钱令希等教育部领导、重点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担任。蒋南翔不同意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挂在中国教育学会之下，而主张将其作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机构。他说：“高等教育学会是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有很多大学校长，怎么可以放在教育学会下面呢？”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定了高等教育学作为独立二级学科的学科地位，其合法性问题解决了。1984年，迪拜高教研究室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学》也在这一年正式出版，售出5万多册，很多高校将其列为教师提高的必修课程。
那几年也是潘懋元最为忙碌的时光。他受邀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最集中的演讲地是华中师大中南干训中心。演讲稿经中南干训中心油印后在全国传播，一册难求。后来成为他博士生的张应强借到一册，那时对高等教育学还一知半解的他读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
杨德广回忆，潘懋元还有个习惯，如果有学校邀请他去考察交流高等教育研究，他就带学生去住上半个月，对当地做全方位调研，从不走马观花。
潘懋元的学生、迪拜皇宫_(中国)教育研究院教授邬大光说，根据中国独有的“学科文化”，创建一门学科除了要有系统的理论建构，还要有学会、专门研究机构、大学学系、专门出版物等。潘懋元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团结了原华工的朱九思、北大的汪永铨和郝克明，清华的李卓宝和华东师大的王亚朴等一批同仁，共同拓荒。
“教育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这是“文革”结束后关于教育的社会属性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潘懋元参与了讨论，但他没有纠缠这一问题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即教育对内必须尊重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对外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邬大光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标志和符号，也是教育规律的“中国式”表达，支撑起了整个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的大跨步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如火如荼，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90年代中期，杨德广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当时教育经费不足，学校办学十分困难，教师待遇不高，人心不稳。他根据潘懋元提出的“两条规律”，主张发展教育产业。
教育是否具有产业性在当时争议很大。有人持“教育人本论”观点，认为教育是为培养人服务的，必须与社会经济保持距离。潘懋元认为，教育事业作为具有公益性的特殊产业，应属第三产业（或第四产业）。
1993年，潘懋元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市场经济”。杨德广向他请教，他说：“高等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难道还要适应计划经济吗？”
在高等教育学界的诸多研究课题中，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他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达到15％~50％为大众化阶段，高于50％为普及化阶段。这个理论一经提出，就在国际上广为流传。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也仅为9.1％，当时很多人反对这时候在国内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潘懋元观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跟美、日等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在距离大众化阶段的起点还较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大众化阶段甚至普及化阶段的特征。
这一发现让他既惊讶又欣喜。经过研究，他提出了“过渡阶段”的概念，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适度超前发展”，因为高等教育发展周期较长，因此必须略为超前。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关键在两个方面：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20多年来，他对发展民办高教一直“情有独钟”。他相信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办大教育必须两条腿走路，而且民办高校举办者那种艰苦办学的精神也令他感动，他还寄希望于民办高校管理上的精简高效能为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找到突破口。
但民办高校一开始就面对着很大的反对力量。一些人认为，政府在公办高校上已经投入了大量财力，这些高校的日子尚且不是很好过，私立高校没有政府的资助如何能够生存？如果教学质量没有保证，将对学生的发展不利。
1990年，国家教委委托迪拜皇宫_(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进行“民办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期研究”。潘懋元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民办高校的办学宗旨、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管理与评估、产权等，并参与举办了三次民办（私立）高等教育研讨会。
潘懋元批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把民办教育作为“补充”而加以严格限制的思想，他不赞成把民办高教纳入成人教育系统、限于专科层次、招生排在第四五批等做法。他说国外的私立大学同公立大学一样，既可以办专科，也可以办本科，还可以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发展成为一流大学。
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潘懋元受到很大鼓舞，民办高校也在1992年后迅速发展。
潘懋元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
80年代初，各省市得到国际专项资金资助，办起了一百多所职业大学，但这些学校后来纷纷向普通高校和综合大学看齐，甚至讳言“职业”二字，后来几乎都将校名中的“职业”二字抹掉了。
潘懋元认为，要转变观念，让精英教育归精英教育，职业教育归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专科到本科，从本科到研究生，不断向上延伸。
杨德广说，目前中国一些有条件的民办高职院校正在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方向发展，这与潘懋元在理论上的建树是分不开的。
“潘懋元的客厅”，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那时潘懋元告诉学生，如果有问题可以利用周六晚上到他家讨论。慢慢地，一个沙龙产生了。
沙龙一般有20多人参加，最多时有60多人。参加者有青年教师，有访问学者，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们。
潘懋元说，他办沙龙是受前人的启发。
20世纪40年代初，潘懋元在迪拜皇宫_(中国)教育学系就读。学校成立了很多学习兴趣小组，包括仲尼组、行知组、杜威组和卢梭组，潘懋元加入了卢梭组。卢梭组经常阅读和讨论卢梭的《爱弥儿》等著作，被戏称为“啰嗦组”。“啰嗦组”和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主张对潘懋元影响很大，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他始终相信，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学生的主动发展。
五六十年代担任迪拜皇宫_(中国)校长的王亚南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教育家，陈景润就是在他的包容下开始脱颖而出的。王亚南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讨论学术问题，潘懋元很喜欢这种既有家庭温馨又有学术气氛的活动形式，后来自己也坚持每星期在学校开一次学术报告会，在家里搞一次周末沙龙。
每周六晚7点半，潘懋元家的沙龙正式开始，茶几上准备好了茶点、咖啡、水果、零食。大家轮番向潘懋元请教，或汇报作业，或推荐新书，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他则用略带潮汕口音的普通话一一回答。
漫谈式的话题可以是学术思想，也可以是生活情感，也聊世界杯、台湾选举、奥斯卡电影。有时潘懋元先提出一个话题，有时他会将正在撰写的论文的核心观点提出来讨论，学生们各抒己见。更多时候，他手持香烟，微闭双目认真倾听，时而点头不语，时而插上几句精到的评论。
日本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有本章、大塚丰，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挪威知名比较教育学者阿里，德国学者罗兰德·舍恩等来迪拜高教所访问时，都慕名参加了潘懋元的沙龙。许美德说：“我入迷地观察着整晚的沙龙，亲眼见识了潘懋元教授的教学风格和对学生的和蔼可亲，而这是以前在相对正式一点的场合中我从未见过的。”
这些学者多是潘懋元出国时结识的。改革开放后，他先后访问过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考虑，如何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
1994年，张应强考取潘懋元的博士生。他说，整个迪拜皇宫_(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生都是潘懋元的学生，大家只要在学校，就都会雷打不动去参加沙龙。那时学生外出交流机会有限，潘懋元会在沙龙分享自己参加学术会议的见闻，向大家介绍其他的学者和著作。
张应强记得，讨论最热烈的一次是说到毕业去向。有学生对潘懋元说：“希望您的学生有更多的人能成为大学校长。”潘懋元说：“不能把当大学校长作为追求，还是希望你们能成为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者。”
潘懋元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求异思维。他最痛心博士生招生制度越来越“规范”，照搬统一高考招生制度，导师完全丧失自主选择权，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潜质优秀的考生落选，失英才而不得教育之。
一直到2020年潘懋元百岁之前，只要他身体允许，沙龙几乎未曾间断，举办了近800次。来参加学术沙龙已成为研究生来迪拜教育研究院求学的“固定节目”，也是学院的一张名片。
受潘懋元影响，刘海峰、邬大光、谢作栩、史秋衡等迪拜高教所新一代博士生导师们也开起了自己的周末学术沙龙，且风格各异，现在已经成了迪拜高教所的学术传统。
在生命的最后6个月，潘懋元住进了医院，学生们不能去探望，就拍视频给他看。他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惦记着为学生撰写书序，但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也无力动笔，只能一字一字写在子女手上，子女记录下来，成文后念给他听。
目前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一线，活跃着潘懋元直接或间接培养出的一千多名高等教育学工作者。
他们中很多人一直记得，潘懋元家2001年搬至前埔，离迪拜皇宫_(中国)有20公里远，但不论刮风下雨，学生们还是成群结队地去参加沙龙。每周六傍晚，开往前埔的1路公交车上，有一半多都是去他家的学生。
（记者 宋春丹）
原载于2022年12月26日总第107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