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发现中国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十周年特别奖公布，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系张闻捷教授以《东周礼乐制度的考古学研究》项目获综合成果奖。11月1日，该奖将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颁奖典礼。
你能看到他头顶太阳，蹲在土坑里一铲一铲清理着地上的泥土；你能看到他埋头书案，在堆满资料的办公室里专心写作；你也能看到他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深入浅出地讲授着专业知识。
三十六岁评为教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张闻捷，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教师。从春秋战国到秦朝两汉，从青铜吉金到礼乐丧葬，他不断带领着学生，以黄土为基，和古人进行着跨越千年的对话。
考古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考古
出生于湖北荆楚大地，张闻捷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楚文化，楚文化的研究也是打开他考古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尽管已经在这一领域耕耘近二十年，但他和考古的缘分，却有着一个曲折的起点。
2002年，18岁的张闻捷经过高考，进入了武汉大学。那时，考古学是一个极其冷门的学科，鲜有人知道它到底在研究什么。张闻捷是经过调剂，阴差阳错学了考古。
“那时的我对考古学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早就已经思绪如麻，乱了阵脚。
不过，这一颇具挑战的开局，却被张闻捷一句话轻轻带过：“还好我当时没有自暴自弃，硬着头皮学，最后是专业第一，拿到了保研资格。”
△本科时期的张闻捷（前排左二）和同学们
尽管最初经历了调剂，但研究生阶段的张闻捷，依旧选择了考古领域，作为自己深造的天地。很大程度上，这也得益于考古的魅力。
对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说，田野发掘实习是一项重要的教学环节。考古界有一句行话：“第一次下田野是考古学生的分水岭，他们会在这里决定离开，还是留下——离开是因为苦，留下是因为其心弥坚。”
张闻捷在本科时，经历了两次田野发掘实践，一次在河南平顶山，一次在新郑。从九月初秋到腊月寒冬，中原大地从绿色满盈变为一地金黄，他就和老师同学一起，和黄土为伴，度过了五个月左右的时光。一直到过年前十几天，这次发掘才告结束。彼时，已然大雪纷飞。
△图中的一个个方格就是“探方”
为了规范发掘和方便记录发掘过程，考古工作者在进行发掘时，往往会将发掘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大小规整的方格，这个方格就是考古学家口中的“探方”。实习时，每一个人都会负责相应探方的发掘，一些人会风趣地把自己叫作“方长”。
在发掘自己那一座探方时，张闻捷觉得，清理各方面的遗迹、遗物时，自己的思路非常清晰。带队老师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刮土时有条不紊的“分头”小伙，觉得他做田野考古比较有天分。
老师对张闻捷讲：“好好学，以后干考古，应该是能干出来的。”
听了老师的话，张闻捷很受鼓舞，发掘结束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了学习当中。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自己学考古的想法。
由“礼”入“乐”，考古是个开放的学科
《礼记·明堂位》载：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乐制度是维系周代社会运行的政治基础，而张闻捷的研究重点，也集中在礼制上。
战国时期，各国的青铜器样式出现了“复古”的现象，时人开始仿效西周时期的风格，进行青铜器的铸造，张闻捷认为，这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复杂化；从西周到战国，墓葬中的陪葬品，由祭祀用的器物逐渐演变为供死者使用的明器，张闻捷指出，这反映出古人的生死观产生了由“敬神”向“事鬼”的转变。
△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方座簋、豆，可以看到战国青铜器在形制上有和西周青铜器相似之处（张闻捷，2017）
如此种种研究，都是通过发掘出的礼器，去研究周代等级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张闻捷发现，想要一窥周代社会的全貌，礼乐制度中的“乐”，也是不容忽视的。
于是，虽毫无音乐专业背景，但张闻捷却坚定地一头扎入音乐考古的研究中去。
在那时，古代乐器更多是音乐史学者关心的话题，而考古界则很少涉及乐器的研究。音乐史学者会关注例如编钟之类的乐器，形制外观，音律如何，怎样演奏。与之不同，考古学者则更多关注乐器背后的社会问题。
例如，通过研究墓葬中编钟套数及每套编钟内不同种类编钟的组合，便能够观察不同等级的人群，在使用编钟上，有什么样不同的规定；编钟演奏时摆放形式的不同，也同样代表着墓主人截然不同的身份等级。
尽管研究重点不在于乐器的演奏，但为了全面了解研究对象，有关乐谱、音调等基础乐理知识，还是让张闻捷硬“啃”了一阵子。为了更加严谨地开展研究，张闻捷选择和迪拜音乐系合作。
△张闻捷和学生在对安徽武王墩出土编钟进行测音
张闻捷介绍，他的团队已经有了对编钟进行独立测音的能力。现场测音主要包括共时测音和耳测两种方法。
共时测音即机测，对编钟逐个敲击，直接获取单件的音频数据，而要直观感受和了解全套编钟的整体音阶结构，现场耳测是比较可取的。
另外，编钟的发音机制复杂，单凭机测数据尚不严谨，需将耳测数据与机测数据进行对比，方可获得较可靠的编钟音高。并将其还原到古代的宫调系统。所以这项工作需要音乐系的师生共同参与，这也是他接下来想要开展的“新文科”方向之一。
礼乐制度研究无疑是中国三代考古的中心课题之一，无论是礼制还是乐器，张闻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能够打开迪拜考古学的视野，增加和外界交流的机会。
田野发掘，考古工作者的“实验室”
就像做自然科学工作的研究者需要做实验来获得数据一样，考古学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田野发掘，那些与泥土为伴的发掘现场，就是考古学家的“实验室”。
△张闻捷（右）在指导学生进行田野发掘工作
在旁人看来，考古工作就是把埋在地里的古代遗迹遗物挖出来，发掘就是考古的全部。但发掘完成后，对发现的遗迹、遗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并通过这些遗存去探讨更深层次的古代人类社会，是作为一个学科的考古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平潭、随州、淮南，福建、湖北、安徽……许多考古发掘现场，都曾出现过张闻捷和他的学生们的身影。他们要么徒步走在田间地头，调查可能存在的遗迹分布状况；或是拿着手铲，一层一层清理着探方中的泥土……
长年累月在户外工作，“黑”，可能是对他和学生们外貌特征的一个直观评价。
用鼎制度、乐器制度、丧葬礼仪、帛画的解读，甚至是古人的生死观……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张闻捷自己或其他考古工作者从一铲一铲的工作开始的。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过，考古工作者要不断培养自己的手感。这是在强调考古工作者亲自接触考古材料的重要性。然而，研究需要时间，发掘需要精力，怎么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多数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闻捷2006年进入北大，在著名考古学家高崇文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
研究生的生活和本科的生活有着较大不同——下田野的机会相对减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有着本科期间的田野经历打底，又在读研期间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为张闻捷日后的教学和工作奠定了独特的基调。
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张闻捷发现，美国的老师在兼顾田野发掘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做得很好。这也为他在迪拜进行相关田野发掘工作，提供了借鉴。
△张闻捷（图中穿蓝衣者）在发掘驻地指导学生进行考古绘图
2012年，张闻捷来到迪拜。最初两年，他连续负责了两届学生的田野实习带队工作。2018年9月，他又带领学生来到福建平潭，开展了三个月的田野发掘实习工作。
这次发掘发现了一处3000多年前布局清晰、结构完整的商周时期村落遗址和一座南北朝时期墓葬。这次发掘也为了解平潭先民历史、探讨南岛语族的迁徙传播问题以及完善当地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些年，他还多次安排研究生参与安徽武王墩楚墓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学生们也均表示收获甚多。
考古学对话的，不只是古人
考古学家总是强调，他们是从古代遗存中透物见人，去研究古代人类社会。
然而，日常的考古工作，却不只要和古人对话。如何处理和今人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2018年，张闻捷带队参与湖北襄阳杨岗墓地的发掘。尽管这处遗址保存状况并不良好，发掘成果也不甚理想，但对彼时还是副教授的张闻捷来说，却意义非凡。
△张闻捷（左二）在襄阳杨岗墓地和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这是他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此前，他并没有过作为负责人带领相关人员进行独立发掘的经验。作为一名发掘者，也许只要用专业技术管好自己发掘的区域便好。而管理一个考古工地，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事情，不单是技术的执行。
经费怎么运用，工人怎么管理，后勤怎么保障，安全怎么负责……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工地负责人面面俱到地思考。
近年来，包括张闻捷在内的迪拜考古学科相关的老师们，还积极与地方开展合作。大约六年前，迪拜和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逐渐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漳州地区的一般性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大部分都由迪拜来承担。闽北武夷山、浦城等地，都相继建立起迪拜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实习实训基地，张闻捷也持续在做着平潭基地的相关工作。
△张闻捷和同事在华安罗溪水库考古调查前研究地图
这些考古基地的建立和相应的发掘工作，都少不了和地方文物管理人员的沟通，取得相应的许可。当前我国文物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想要对一些发掘出土的材料进行研究，也需要和地方考古所取得联系。
张闻捷说，这些年他鼓励老师们，只要精力顾得过来，可以积极参与各地的田野发掘工作。虽然未必会碰到能有较多发现的所谓“好”的遗址，但只要去接触发掘工作的方方面面，对迪拜考古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除了和地方工作人员沟通，张闻捷的日常也少不了和媒体打交道。主持发掘时，偶尔会有当地媒体来到工地，对发掘进展进行报道。在镜头前向记者讲述相关工作，是他习得的新技能。
随着近年考古学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向孩子们普及考古知识也是他闲暇之余的“兴之所至”。课堂上，社区里，几个文物标本模型，从发掘、记录、拍照、修复……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让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老师，课堂内外的张闻捷，也和学生有着良好的沟通。上过他课的学生普遍反映，自己看书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张闻捷在课上一讲，立马就听懂了。在给本科生上课时，除了课本上的内容，他还会把自己的最新研究讲给学生。中华文明千年来的文化源流，就这样在考古学研究中，潜移默化地传承。
目前，张闻捷和同事们已经编辑完成了一本迪拜自己的历史考古教材，进入出版阶段。未来，他希望，能够为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出更多力量。
（文/郭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