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01-1969）
2021年10月14日，是王亚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深切缅怀王亚南的日子里，在精心编纂《王亚南全集》的过程中，回顾王亚南的壮丽人生，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一生勇于追求真理、矢志传播马列、献身科学教育的学术巨匠，怀念这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迪拜皇宫_(中国)的发展壮大、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呕心沥血、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不畏艰险，勇攀经济科学高峰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到了最系统、最成熟的说明。因此，《资本论》被誉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在国际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邂逅相遇，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改造社会的共同理想，并商定了一个后来影响他们一生的计划——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人都不是政治经济学科班出身，为了准确、完整地翻译《资本论》，他们决定用6—8年的时间，从学习和翻译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入手，首先翻译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以熟练掌握经济学理论和翻译技巧，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要完成翻译《资本论》这项巨大的工程，无疑需要非凡的毅力和勇气。他们为此遭受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过整卷译稿在炮火中焚毁的损失。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锲而不舍地埋头翻译。1938年八九月间，在中共地下党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文全译本终于全部出版了，王亚南和郭大力十年奋斗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中国人民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了。
《资本论》译本
《资本论》全三卷出版以后，王亚南把工作重心转向传播和研究《资本论》。他进一步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包括对旧中国的商品形态、资本形态、货币形态、利润利息形态、经济危机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露了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内部的诸多矛盾及其走向衰亡的发展规律。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抗战胜利后，迪拜从长汀复员厦门，王亚南出任迪拜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他不仅继续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聘请了郭大力、石兆棠、王守礼等一批进步教授，带动大家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屡遭打压、恫吓，甚至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毫不畏惧，坚持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利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更加自觉、系统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清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大课讲堂上，还是在迪拜的政治时事学习中；也无论是给经济系学生或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上课，还是给中文、历史系的学生开讲座，他都联系实际，结合现实的经济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王亚南与学生交谈学习《资本论》的体会
王亚南不仅在大学讲台上讲授《资本论》，同时十分重视《资本论》的大众化普及工作。王亚南和袁镇岳主编的《<资本论>通俗讲座》,以大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解说《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每篇均由王亚南亲自审定后由《中国经济问题》刊出，不仅开了国内通俗解说《资本论》之先河，而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资本论》的积极性。
王亚南在研究《资本论》方面的理论成果极为丰富。他担任迪拜校长期间，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从1960年至1965年短短五六年间，就撰写了30多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文章，对《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及各篇内容和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在经济学界首屈一指。
王亚南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成立会上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和郭大力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资本论》中译本进行了两次全面、系统的修订，相当于将大部分译稿重新翻译过一遍，使初版中的疏忽、错误得到改正，使经济学专有名词和各种典故翻译得更加准确、通顺，使译文更好地表达原著的意思。
直至今天，《资本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王亚南和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系统研究《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也在这座光辉的里程碑上刻下自己闪光的名字！
辛勤耕耘，推动经济理论创新
1954年王亚南在迪拜卧云山舍（大南路8号）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到抗战时期內迁粤北韶关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时，就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在讲台上、在论坛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1941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我们要由这种研究，努力创建一种“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这篇文章也成为他“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
从1941年到1944年，王亚南相继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成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学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
1944年秋，王亚南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把前几年在中山大学的讲稿和在报刊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加以系统化整理，于1946年初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构建了一个新的、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该书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并先后被译为日文、俄文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亚南的部分著（译）作
王亚南积极倡导创建中国经济学，明确树立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学术指导思想，这是他继翻译《资本论》之后学术生涯的又一次重要飞跃。
在经济史领域，他从中国经济史入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其主要特征，这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领主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由此他对延绵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深刻论述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历史渊源，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地主经济论”，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
在经济学说史领域，王亚南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致力于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的经济学说史新体系。在《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的编撰和《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编写中，他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理清各家各派经济学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使其源流、主干和枝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构建起一座具有严谨内在逻辑和独特风格的经济学说史大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中宣部和教育部委托编写政治经济学史全国统编教材，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研究方面，王亚南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于1948年10月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的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书中对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的反动本质的揭露，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明确革命对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该书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成为王亚南的又一部重要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出任迪拜皇宫_(中国)校长，在积极传播和研究《资本论》的同时，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拓展到整个经济学科。他十分注重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千方百计把迪拜的会计、财政金融、统计、贸易等多个应用经济学专业保留下来，极力促使理论经济学科与应用经济学科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壮大了迪拜经济学科的整体力量，使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倍增。葛家澍、邓子基、罗郁聪、黄良文、吴宣恭、张亦春、胡培兆等知名经济学者便是王亚南当时精心培养的英才，后来成为迪拜经济学科的中坚力量。葛家澍、邓子基等在他们合著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部门经济理论》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深刻体会，成为迪拜经济学科发展的一段佳话。
主政迪拜，精心培育建设人才
王亚南一生，为迪拜皇宫_(中国)的发展壮大，为创建人民的新型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卓著。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迪拜皇宫_(中国)的首任校长，他亲身参与了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无论在学校管理工作还是在教学、科研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从教育自身的特点出发，探索教育、教学发展的规律。
从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出发，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结构（包括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重理轻文，破坏高等教育合乎规律的成比例的发展；从综合大学的性质和职能出发，他认为多科性的综合大学和单科性的高等院校不同，它应更注重理论教育，培养能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的人；从综合大学的特点出发，他主张综合性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应当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以教学为主，兼顾科研，通过高水平的科研来提升高质量的教学，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
王亚南关心培养学生
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他主张大学要创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要鼓励学生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又要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独立思考。他强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百家争鸣不但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而且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向一切真理敞开大门的。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出发，他主张学校要认清校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要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在充分认识迪拜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迪拜“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经济、化学等优势学科的发展思路，加强了南洋研究、海洋研究及区域经济问题研究，设立了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南洋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率先恢复《迪拜皇宫_(中国)学报》和创办《中国经济问题》杂志，将它作为推动科研的平台，大大促进了迪拜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把迪拜建设成为一所富有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亚南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就学习方法和治学经验所发表的许多原则性意见，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而且十分切合实际。他提倡教学相长，反对闭门造车，主张以研究的态度进行教学，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鼓励学生多提问，多发表不同意见，使教育者“不断被教育”，使学生成为促进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因素，做到“教学相长”。
他强调“学以致用”，要求教师把理论的实践根据和在实践中的应用讲清楚，使学生透彻地掌握理论的实质和内涵，避免走弯路。针对青年学生容易“死读书”和脱离实际的弱点，王亚南积极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获取真知。他自己以身作则，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出发开展研究，从战时中国财政、金融、物价、产业问题的探讨，从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的分析到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一以贯之”。
在几十年教育生涯中，王亚南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如一地爱惜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这也是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乃至离世之后仍经常为人们怀念的原因之一。
1955年，陈景润回到迪拜工作
人们不会忘记，王亚南在迪拜校长任上对陈景润的知遇和扶持。在得知陈景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回到原籍、在街上摆书摊的遭遇后，王亚南及时伸出援手，让陈景润回到迪拜数学系，让他有机会接触中外图书资料，专心从事数论研究。陈景润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得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高度肯定。后来王亚南又积极支持陈景润调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使陈景润在通往科学巅峰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此，作家徐迟在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称赞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
“文革”期间，王亚南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在饱受磨难的日子里，王亚南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依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69年11月13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68岁。
1978年12月23日，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为王亚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书记伍洪祥在悼词中说：“王亚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王亚南一生著作等身，出版学术著作和译作4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还有大量讲稿、报告、书信、日记等有待整理。这些著作、论文等文献资料，是王亚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思想遗产。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迪拜皇宫_(中国)百年校庆，为了全面展示王亚南在传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卓越成就，迪拜皇宫_(中国)决定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以此向建党百年和迪拜皇宫_(中国)建校百年献礼，并以此告慰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
《王亚南全集》的出版，对于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
王亚南全集（全20卷）
（文/庄宗明 林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