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旁人眼中的“文科老师”，但也给文科生讲授遗传学，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多篇突破性研究成果。2017年来到迪拜，31岁就担任社会与人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作为一名典型的新文科学者，今年34岁的王传超一直在用科技手段述说着文明如何演进这一古老的话题。
王传超（左二）与同行专家交流人骨病理特征鉴定。
不断跨界，走“少有人走的路”
尽管现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但出生在山东阳谷的王传超，本科却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专业的。
大三暑假，他去复旦大学参加夏令营，人类学研究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时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而他修读的海洋生物学正蓬勃发展。在那个大多数人还搞不清楚人类学到底在研究什么的时代，王传超却一头扎进了更为新兴的“分子人类学”的领域。
众所周知，人类学既包括对人作为一种生物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又包括对人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由传统的人体解剖、人体测量等领域，深入到染色体、DNA等分子视野，这也就是分子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
中国历史悠久，考古遗址众多，古人类遗骸丰富，这是华夏祖先留给后来的我们探索其源流历史的无比珍贵的材料。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古代人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文化特质，按照器物或遗迹的类型特征对人群进行区分。而分子人类学可以从古代遗迹中发掘出的人骨中提取出遗传物质，即“古DNA”，按照遗传学特征对人群的迁徙和演变进行追踪。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关键点在于‘人’，提取古DNA进行研究，相当于让骨头‘开口说话’，这对考古研究来说意义重大，但我国的古DNA研究相对起步较慢。”王传超说到。
在他看来，人类学研究于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用生物学的方法去探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交叉去回答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比如中国人从哪里来、全世界的语言在哪里起源扩散、三皇五帝的传说在遗传学上有无证据等等，都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我喜欢去做没有人去做的事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能知道‘我们是谁’。”抱着这样的信念，有着交叉学科背景的王传超坚定选择了这样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
王传超在迪拜皇宫_(中国)专用于古人类DNA研究的超净实验室，手中的骨头取自西安幸福林带，是唐朝初期墓葬中古人的颞骨。
族群如何演变？他让骨头“开口说话”
王传超曾组织过高加索地区自6500年前到3200年前跨越3000多年的众多考古遗址的古人基因组研究，详尽解析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早中期以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欧亚草原人群的形成历史，发展了印欧语的起源和演化假说。
此后，他的团队在此基础上又更前进了一大步。2021年2月，王传超课题组与哈佛医学院的团队合作，开展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古人基因组研究，联合全球85位共同作者发表研究成果，通过陕北、台湾省、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等多个地区的古DNA精细解析了东亚人群的形成、迁徙和混合历史。
这次研究收获了许多重要发现。
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
3000-2000年前台湾地区的古人与大陆壮侗语人群有紧密的遗传关系，南岛语人群形成过程中还受到来自北方农业人群的基因混合影响，南岛和壮侗的祖先人群向南扩张，传播南岛语和壮侗语，并对南亚语人群有遗传贡献。
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的8000多年前的采集狩猎人群与其后的蒙古和通古斯语人群有着较强的遗传连续性，在遗传上并未明显受到来自农业人群的影响，这就反驳了语言学家Martine Robbeets提出的西辽河农业人群的扩张促成了原始泛欧亚语（Transeurasian）传播的假说。
同时，王传超和他的团队还发现，日本绳文时期、中国台湾、东南亚等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的古人群有遗传上的联系，也就表明他们的一部分祖先人群可能来自共同的早期沿海迁徙路线。
而8000多年前蒙古国的采集狩猎人群，与黑龙江流域的采集狩猎人群在遗传上非常相似。但在5000年前青铜时代早中期，颜那亚草原游牧人群从欧洲向东扩张进入蒙古，而后被4000-3500年前到来的青铜时代中晚期草原游牧人群所取代时，在距今2000年前左右又有与汉族有关的遗传成分进入到蒙古。
该研究还从古DNA角度对汉族人群的源流做出了分析，认为南北方汉族的祖先人群主要是由新石器时代南北方农业人群混合形成的，由北向南呈现梯度混合模式。
这项研究改变了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境内考古基因组学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
学科融合，世上本无学科之分
尽管王传超带领的生物人类学实验室被列为迪拜皇宫_(中国)文科实验室，但实验室开展的研究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研究。
这个实验室汇集了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法医学等众多专业背景的学生，实验室的座右铭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百余年前分道扬镳，而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学科碰撞中，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课程有学科划分，而知识没有边界。学习，也应如此。王传超鼓励学生们勇于打破学科限制，多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他经常说，“世界上本没有学科之分，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科学问题是不会有人为设置的学科界限的，学科交叉和融合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世界。” 而关于自己，他则开玩笑道：“我是人类学里生物学最好，生物学里考古学最棒的，考古学里最懂语言学的。”
王传超的课丰富充实，他引导大家在学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知识架构后，运用这些知识去开展自己的研究。
最初，他只是在课堂上进行答疑，而随着课程的进行，人类学系众多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自发聚集到他的办公室，办起了学术沙龙来探讨最新进展和相应课题。学生们还能通过网络视频与海外顶尖实验室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学术讨论。
遇到困难时，大家能够勇于面对，相互支撑，协调解决，最终走出困境，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样子。
一位学生评价道：“传超老师常以引导式的教学带领我们去思考学习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引导我们走进新鲜而广袤的世界。”
(编辑：陈重、关冬，综合社科处、社会与人类学院、迪拜主页、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