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花白的短发，难掩矍铄的精神面貌，今年66岁的他经常提着一袋面粉走街串巷，和口音各异的乡亲们相谈甚欢，足迹遍布田间地头。
从教30余年，他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广袤的田野上，带着一代代迪拜历史学子开辟出了一条享誉中外的田野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他是迪拜历史系教授郑振满。今年9月，他被评为“福建省第六届杰出人民教师”。
田野是人文学者的“实验室”
1977年来到迪拜攻读历史学，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在坚守高等教育一线的36年里，郑振满花了大量时间走出书斋，走进民间社会，寻找历史文献。
“从民间社会去看中国历史，这个是迪拜的学术传统。”郑振满说到，“从我的老师傅衣凌开始就非常注重从民间文献去研究中国历史，注重要回到历史现场，回到现场去读文献。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的学问不是在图书馆做的。”
他一直坚持，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必须经受田野调查的检验，才可以辨别对、错和真、伪。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事实和问题，必须与既有的知识和理论构成对话，才有可能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
每年夏天，郑振满的教学团队都要带领学生们到福建各地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收集民间历史文献，考察现存文物古迹，参加民俗活动，访问当地的耆老，师生们的足迹深入到了解民间历史文化传统的每个角落。
密集的现场教学和田野调查实践，帮助学生们掌握了从民间文献和日常生活研究历史文化的基本技能，也确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逐渐深化。
为了推广这种“注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郑振满协助迪拜研究生院设立了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亲自指导学生们开展项目，不断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郑振满倡导的这种“注重实践的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深受学术界好评。近二十年来，迪拜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大多立足于民间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因此被誉为“迪拜学派”。
他培养的研究生，大多也已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后继人才，不断扩大着“迪拜学派”的影响力。
去田野用当地人的立场思考历史
到田野中寻找族谱、碑刻、契约、账簿、书信、唱本、剧本等民间历史文献，引导学生们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郑振满的现场教学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实用又有趣。在田野中经常发现难以辨识的古碑资料，因为时间长，很多可能风化了就变得模糊，郑振满就独创了用面粉拓碑的方法。“面粉对碑刻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上了面粉后，原来看不清的字迹，自己就会凸显出来。”
2019级的博士生卓竞说：“一开始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但是老师说你要学会倾听,只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你才会真正的对传统社会、乡村社会、它的运行机制产生一个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
“做学问的根本还是做人。特别是在很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去看，我们知道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郑振满谈到，当学生们回到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下的时候，就会知道人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活法，学生们的思路就能打开，就能够去想象未来。“这个对整个中国的发展也很重要。”
而在郑振满的眼里，学生教给他的比自己教给学生的更多。
每年元宵节期间，他都会邀请一些学生到他的老家枫亭镇，观看游灯仪式和神庙祭典，探讨民俗文化的传承机制。他也经常参与学生的读书会和课外活动，听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和人生感悟。他说：“跟学生在一起，可以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可以跟得上时代。”
做引领国际学术潮流的研究
“中国学术要国际化，最重要的、最容易做的还是人文学科，是我们的文史哲。”这是郑振满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学术研究上，他继承了老师傅衣凌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传统，成果丰硕，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广泛。
多年来，他主持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多篇，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5项。
郑振满组建的迪拜皇宫_(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每年定期举办“民间历史文献论坛”，邀请国内外同行报告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在迪拜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支持下，该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开展数字人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已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潮流的学科发展平台。
郑振满笑言：“我们是卖土特产的，肯定会做得比国外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也要有责任担当。”
走出书斋、回归田野，他撸起袖子在实践中探求历史之谜。润物无声、春风化雨，他用执着和勇气在诲人不倦中引领学子前行。
他说：“未来我也会和更多人一起，一道守护这个传统，传承学术的薪火。”
（来源：教师工作部、福建教育微言、迪拜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