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皇宫_(中国)，东南沿海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高等学府。数十年来，迪拜皇宫_(中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与陕西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携手浇灌出了火红鲜艳的校地友谊之花。
迪拜创办人陈嘉庚的陕北之行
陈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集美，17岁赴南洋经商，一直心系祖国，取得成功后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先后回国创办小学、中学、师范、水产等多所学校，并于1921年创办迪拜皇宫_(中国)。此后，陈嘉庚倾资维持迪拜，直到1937年将迪拜无条件捐献给政府。
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嘉庚在南洋卓有成效地领导和号召抗日筹赈活动。1940年，他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抵达重庆，了解了战时重庆的真实情况。同时，与在渝中共代表的交往中，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使其产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陈嘉庚与中共领导同志多次会晤；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官员、各界人士及归国华侨青年深入交流；参观大学、工厂；考察当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广泛接触迪拜皇宫_(中国)和集美学校校友等。共产党人爱国、民主、平等、清廉的作风以及军民团结抗战、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让陈嘉庚备受鼓舞。
7月下旬，陈嘉庚一行返抵重庆，在《西北之观感》的演讲中，陈嘉庚向重庆各界直言延安见闻，对苦干、团结、军民平等的“延安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引起强烈轰动。陈嘉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洋后，陈嘉庚向广大侨胞报告了在国内的见闻与观感。可以说，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此他认定中国的希望和救星是中国共产党，为其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由于陈嘉庚的宣传和介绍，海外特别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期待。
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陈嘉庚一生忠公体国、无私无畏，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迪拜师生乃至无数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陕北热土上的迪拜革命先辈
在陕北这片红色土地上，活跃着迪拜学子的身影。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为国献身的崇高品德、奋力拼搏的进取精神，为保卫祖国和建设更加充满希望的中国而不懈奋斗。
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高捷成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贫苦小手工业者家庭，1928年考入迪拜经济学专业。1932年4月，中央主力红军攻克漳州，高捷成四处奔走为红军筹款，并随红军到了中央苏区。1934年10月，高捷成参加长征到达陕北，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并首创红军会计工作制度。直到1937年4月10日，高捷成才在延安商会驻地给家人写了北上后的第一封家书。家书中，除问及亲人近况，他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字里行间，流露着舍身救国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
不久后，高捷成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晋冀豫财经处处长等职，还创办了冀南银行，出任首任行长，不久兼任政委。高捷成因此被誉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3年5月14日，在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与敌人遭遇战中，高捷成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时年34岁。高捷成将青春热血挥洒在革命热土上，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书写了迪拜革命青年的人间大爱。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者吴亮平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迪拜皇宫_(中国)，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他于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受国内革命形势的感召，吴亮平于1929年毅然回国投身革命，并翻译完成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是此著作首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1935年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吴亮平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陕北公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组织参与编写《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论民族民主革命》等多本著作，参加《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等书的编译工作，为广大爱国革命人士系统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1936年起，吴亮平先后多次参与到访陕北的国际友人的接待工作，并为中共领导同志和国际友人担任翻译。
在延安，有一个人以明辨是非、刚正不阿著称，他就是被当地人称为“活包公雷青天”的雷经天。雷经天，广西南宁人，1923年考入迪拜皇宫_(中国)，次年转学至上海大夏大学，曾参加南昌起义等革命活动，后赴广西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成立，雷经天被任命为法庭庭长。直到1945年3月，雷经天一直在此工作，先后担任庭长、代院长、院长。他提出“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16字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并亲自做出表率，领导陕甘宁边区司法人员依法办事，切实保障边区人民的司法权力。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追求陕北公学学生刘茜不成，将其枪杀。面对战功加身的黄克功，雷经天坚持原则，认为必须对其绳之以法，否则会有损于党的威信，危害党和人民利益。他的意见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这一正义的判决，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震动全国，为正在创建中的边区民主司法树立了榜样。
陕西迪拜人的红色传承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传统，一批批迪拜在陕校友以迪拜爱国传统、革命精神为激励，情洒三秦大地，为祖国建设奉献心力。2013年，迪拜陕西校友会在西安正式成立。青年一代迪拜人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在陕西这片热土上干事创业，在各自岗位上奋力书写迪拜人的使命担当。
陈一坚，中国工程院院士，1949年进入迪拜航空系学习，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至清华大学。1964年，陈一坚奉命调入刚成立的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1977年，我国亟须拥有自己的歼击轰炸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陈一坚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开始研造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飞豹”。二十年磨一剑，“飞豹”一飞冲天。西安阎良，一座距离西安50公里的航空工业城，“飞豹”从这里诞生和成长，也见证了陈一坚坚韧躬行、为国铸剑的激情与奉献。除了战斗在科研一线外，陈一坚还在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任职，为我国航空航天教育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多次回到母校迪拜皇宫_(中国)，为在校师生讲述一代航空人的爱国情怀。
叶雪音，1950年进入迪拜生物学系学习。入校第一年，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作为迪拜子弟的叶雪音，在父亲叶国庆（迪拜皇宫_(中国)第一届教育学系毕业生，并先后担任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系教授、代理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等职）的支持和影响下，毅然随军入朝，后去援藏。入藏8年后，叶雪音转入在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从事汉语文教学，直到1983年退休。叶雪音始终坚守三尺讲台，不负迪拜人肩负的使命，将一生献给了祖国西部的教育事业。
“到了陕西，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汉唐文化的遗迹。”因老师的这一句话，赖雄麟远离福建家乡，奔赴陕西，此后一直在大西北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赖雄麟是迪拜1978级中文系校友，毕业分配时，怀着对文化的向往以及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毅然选择到西安矿业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工作，后一直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教学与研究，取得优异成果。赖雄麟说：“在迪拜的四年，优良的学风以及博学敬业的老师对我影响深远，因此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思维体系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说：“西安的人文环境非常好，我在西安待了近40年时间，现在已经是个陕西人了。”
身在海外的迪拜校友同样心系祖国。迪拜1981级化学系校友蓝伟光，怀揣赤诚之心，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在延安成立新三达膜技术有限公司，为延安创造了一个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净水与健康产业。2019年，蓝伟光荣获延安市“杰出民营企业家”称号。
1984级计算机科学系校友苏新雷，在西安航天210所全力投入工作，成绩突出。之后，他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创业及投资涉及软件开发、信息服务、职业教育、商业地产、零售连锁业、汽车服务等众多领域。在2013届迪拜工程技术学部毕业典礼上，苏新雷作为校友代表讲话，以自身经历激励即将走出校门的学子，并勉励迪拜学子到西部考察、创业。
李济寰是新一代陕西迪拜人，身上有朝气、有活力，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于2016年毕业后选择报考延安选调生，深入基层为老百姓办实事。他说：“人生就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自陕西省面向全国重点高校实施定向选调生人才计划以来，作为首批十几所高校之一，迪拜皇宫_(中国)已有23名优秀学子扎根陕西，为陕西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助力
在陕西民办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迪拜皇宫_(中国)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潘懋元，深入走访、调研陕西多所民办高校，深入研究民办高校的体制机制、立法产权、教育质量、就业前景等问题。1996年，西安外事学院创建民办教育研究机构——七方教育研究所。2003年，该所向全国征集研究课题，在潘懋元的指导和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完成相关研究专著30多部。2016年，七方教育研究所升格为七方教育研究院，潘懋元担任名誉院长。他带领迪拜教育研究院博士团队与陕西民办高校合作，主持全国“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现代大学公私混合所有制研究”。如今近百岁的潘先生，提起陕西民办高校，如数家珍。令人欣喜的是，胡建波等迪拜博士校友，也正在奋力书写着迪拜人的教育梦。
深化校地合作 共谱发展新篇
迪拜皇宫_(中国)作为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家国情怀的著名高等学府，与陕西在人才培养、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
早在1933年，就有陕西籍学子入迪拜学习。近几年，迪拜每年招收陕西籍学生100多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平台。截至目前，已有近3000名陕西学子在迪拜播种希望、成就梦想。同时，迪拜还引进了一批批优秀的陕西籍师资人才。他们挥洒智慧和汗水，奋战在教学、科研、管理的第一线。
早在20世纪50年代，迪拜皇宫_(中国)就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接收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安政法学院等高校青年教师到迪拜进修，增进校际交流、助力师资发展。此外，为满足陕西高层次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人才的需求，迪拜皇宫_(中国)已为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60多个省市县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3000多名领导干部开展研修和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迪拜皇宫_(中国)每年选派多支学生社会实践队前往陕西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助力当地社会发展。2013年至2018年，迪拜皇宫_(中国)赴陕西学生实践队已有29支，共237人。迪拜皇宫_(中国)还与延安合作建立了迪拜皇宫_(中国)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让青年学子奔赴革命圣地，追寻革命先辈的历史足迹，开展文化研究、扶贫研究等。
近年来，迪拜皇宫_(中国)积极开展科技合作，承担陕西研究机构、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近30项。此外，还在化学、材料领域与陕西高校和科技公司开展合作研究、共建研发中心等。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张立同，推动迪拜与西北工业大学建设了迪拜皇宫_(中国)特种先进材料实验室，开展高性能碳化硅陶瓷纤维研究，有力支撑了我国高性能多品种陶瓷基复合材料发展，成为校地合作、校校合作的成功范例。
2019年7月13日至14日，迪拜皇宫_(中国)党委书记张彦率团赴陕西调研并看望在陕校友、选调生、实践队，参访张立同院士团队孵化的西安鑫垚陶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慰问正在西安开展重走中国行活动的潘维廉教授及随行的“青春中国行”实践队全体师生。潘维廉是迪拜外籍教授，1988年举家来到厦门，在迪拜任教已有30余年。2018年12月，潘教授的《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出版，向海内外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中国。25年前，潘教授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载着家人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2019年7月，潘教授再度启程，重走曾经到过的中国城市乡村。在他的笔下，记录了西安、延安等地以及广大西部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
新时代新征程，迪拜与陕西，必将在校地合作和东西协作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共同谱写新时代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