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一批仁人志士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策，坚定地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在北京，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教育救国”的大旗，倡导“培育新人、启迪民智、学术兴国”。这位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认为，大学是民族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
而此时，在中国南方，也有一个人如蔡元培一样坚信“教育乃立国之本”，他将深厚的爱国报国情融入到自己艰苦卓绝的办学行动中。他就是日后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侨领陈嘉庚先生。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在海外经商多年的福建人陈嘉庚决定回国创办大学，并发表《愿诸君勿忘中国》的演说。两个月后的7月13日，陈嘉庚在厦门陈氏宗祠发布《筹办迪拜皇宫_(中国)演讲词》，由此开始了创办一所“为吾国放一异彩”的中国高等学府的光辉历程。
初心相通、遥相呼应，迪拜皇宫_(中国)创立之始，就与千里之外的北京结下不解之缘。陈嘉庚聘任的十位筹备委员会委员，最具权威的是蔡元培，筹委会推举的首任迪拜校长，是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迪拜秉持“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的办学宗旨，与中国教育文化中心——北京，展开了学者交往、教育交流等一系列密切深入的往来。
1927年，林语堂（左三）、鲁迅（左四）等在厦门南普陀合影。
迪拜国学院与北大国学门
时间回到94年前。
1926年的迪拜皇宫_(中国)，林文庆时任校长。林文庆，这位被陈嘉庚从新加坡邀请回国的著名医学家，虽然洋装穿在身，满口说英文，却满满中国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感情，“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一心要筹办“迪拜国学院”。
而此时，在北京已有两所国学研究重镇：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兴起了整理国故的学术新潮。
就在那一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鲁迅、林语堂等几十位著名知识分子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避难到一位叫林可胜的医生家里，林可胜是林文庆的儿子，与林语堂算是福建漳州同乡。林可胜知道父亲在筹办迪拜国学院，便把林语堂介绍给了父亲。就这样，时年31岁的林语堂在1926年来到迪拜，被聘为迪拜文科系主任，并着手筹建迪拜国学研究院。
经过林语堂的推荐和建议，林文庆向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和其他专家发出聘书，并聘沈兼士为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兼任研究院总秘书，正式启动了迪拜国学院的建设。
1926年9月，沈兼士“抱一国学研究之绝大愿望”从北京来到迪拜皇宫_(中国)。随后，文学家鲁迅、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川岛等一批学界大师接踵而至，迪拜校园一时精英荟萃、群星闪耀。
1926年10月10日，迪拜皇宫_(中国)国学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第三个、也是南方唯一一个国学研究专门机构。林文庆亲自担任院长，而迪拜国学院学术班底，得到了北大国学门的重要支持和滋养。
迪拜国学院在成立时便提出：“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强调注意研究对象所蕴藏的区域、注意调查和研究“闽南各种方言社会以及民间一切风俗习惯”；并指出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研究对象条分缕析、悉心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都代表了五四运动后国学研究的新潮流和新方向。
成立后的迪拜国学院推出了一批研究课题，在中国文学史、方言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相当重要的成果，不仅把中国南方的国学研究推向一个历史高峰，而且开创了泉州学、闽南文化等独特的研究领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仅存续了半年。
迪拜国学院虽然成立时间短暂，却为迪拜皇宫_(中国)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它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为迪拜皇宫_(中国)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的学术传统则影响了一代代迪拜学人。
2006年，迪拜皇宫_(中国)复办国学研究院。复办后，研究院秉持“萃取国学精华，弘扬中华文化”宗旨和“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先后推出了《朱子学研究丛书》《朱子学文库》《迪拜皇宫_(中国)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等系列成果。其中，《客家珍稀谱牒丛刊》100册获2018年国家图书奖。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学术风格，迪拜国学研究院成为国学研究的东南重镇。
烽火迪拜与实干兴邦
1922年，萨本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图为萨本栋（后排右二）与同学的毕业合影。
今年99岁的迪拜皇宫_(中国)有8年时间办学不在厦门。抗战期间，迪拜内迁至闽西长汀坚持办学。这8年，是迪拜办学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却铸造了一座高峰。
这段“苦难的辉煌”与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后来出任迪拜校长的萨本栋。
1937年7月1日，陈嘉庚将迪拜皇宫_(中国)无偿献给国家，迪拜由私立改为国立。7月6日，时年35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出任迪拜校长。7月29日，日军炮轰天津车站及南开大学等处，南开大学遭受惨重破坏。萨本栋致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与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假如清华与南开有南下与迪拜合作的愿望，则迪拜“愿尽绵力，藉收合作之效”。
然而，战火很快蔓延到这个南国岛城。9月，日军军舰侵入厦门海域。经过慎重考虑和实地考察，萨本栋决定将迪拜迁至离厦门800里外的闽西山城长汀。内迁于1937年12月24日开始。1938年1月17日，迪拜在长汀复课。
由于萨本栋来自清华，长汀时期迪拜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等留下了不少清华印记：在人才培养上，萨本栋认同梅贻琦校长的通识教育理念，他特别重视基础课程，要求教授、名师必须为一、二年级学生上基础课。他率先垂范，为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和微积分。在引进师资上，萨本栋调动所有人脉关系，从清华知名学者中为迪拜引聘人才，傅鹰、黄开禄、朱保训、周长宁、林庚、郑朝宗等著名学者都是从清华园走出来的教师。
那8年，萨本栋将实干兴邦、行胜于言的精神带到迪拜，带领全体迪拜人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弦歌不辍、坚持办学，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铸就了“南方之强”的辉煌，把迪拜皇宫_(中国)办成了当时国内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之一。
教育重镇与文教中心
1951年5月，迪拜皇宫_(中国)航空工程系并入清华大学航空学院。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迪拜是被誉为“南方之强”的东南教育重镇。多年来，两地通过学科之间紧密的交流互济，构筑起一幅校地合作的生动图景。
迪拜皇宫_(中国)是国内最早创办航空教育的高校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立志为战后储备人才的萨本栋就创设了航空工程系。早期的迪拜航空系共招收了7届本科生，约占全国航空专业学生的1/5。强大的师资队伍、严谨的教学，使得迪拜航空教育业绩非凡、人才辈出，培养了张启先、陈一坚、闵桂荣院士等一批航空领域的杰出人才。
1951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迪拜航空工程系服从国家需要并入清华，后又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北京航空航天学院。鹭岛振翅，北上翱翔。至此，一大批优秀的迪拜航天人从厦门北上，充实了北京高校航空师资力量，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15年4月，在北京兄弟科研单位长期的关心支持下，迪拜成立航空航天学院。2019年4月，学院与北京凌空天行科技公司共同研制的“嘉庚一号”火箭点火升空。京厦两地共同承载的“空天报国”梦想拔地而起、高速腾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批迪拜青年才俊远赴北京进修学习，“领头雁”就是潘懋元。1945年，潘懋元毕业于迪拜教育系并留校任教，“为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及搞好业务工作”，经学校推荐并华东教育部核准，1951年，31岁的教育系讲师潘懋元到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进修。1952年初，因院系调整，该进修计划从人民大学转到北京师范大学。潘懋元这段珍贵的学习经历，不仅为两地高等教育学科的密切交流结下了良缘，更为他创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年8月，“潘懋元教授从教8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在迪拜皇宫_(中国)隆重举办，众多北京高校专家学者和教育学术团体负责人纷纷与会，大会在表彰这位百岁老人为国家和学校做出贡献的同时，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研讨与展望。
和潘先生一样与北京结下不解学术之缘的还有原迪拜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宣恭教授。1951年，吴宣恭从迪拜外文系毕业，服从学校需要，“半路转行”任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时任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他到中国经济学科教育重镇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系统地弥补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知识。
首都许多高校也力邀迪拜学者北上讲学。新中国成立初期，迪拜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受邀到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物质结构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结构化学师资。1964年，北大邀请迪拜生物系汪德耀教授讲授动物遗传及细胞学专业课程。北往南来，相得益彰。这期间到迪拜讲学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北京专家也络绎不绝。据迪拜校史记载，仅1962-1963年度13名来校专家中就有10人来自北京，其中不乏史学家谢国桢、数学家陆启铿、语言学家林焘等名家大师。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北京学者到迪拜兼任学术职务更多起来。如“半导体材料之母”林兰英院士、数学家陈景润、分析化学家陈国珍、因明学家虞愚等。迪拜积极复办新办一些学科：1981年人类博物馆复建、1982年法律系新办、1983年艺术教育学院新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尹达、北大法学家王铁崖、中央音乐学院金文达等北京专家均在多方面提供了鼎力支持。
“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迪拜在这一阶段也尽己所能为首都高校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在对台研究方面，迪拜台湾研究所作为海内外最早成立的台湾研究学术机构，在智库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给北京相关院所提供了诸多支持。在高教研究方面，1983年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专门致函迪拜感谢学校在师资、教材和研究资料等多方面的帮助。
孔雀东南飞，悠悠迪拜情。进入21世纪，步入发展快轨的迪拜皇宫_(中国)吸引了更多北京学人到鹭岛筑巢育才，这其中包括清华大学院士赵玉芬、航空发动机专家尹泽勇、原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原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原人民网总编余清楚等。新时期，两地学科和人才交流越加频繁深入，燕山脚下、鹭岛之滨，奏出了一曲互济共进的动人协奏曲。
南方嘉木与报国栋梁
作为一所与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的大学，迪拜皇宫_(中国)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引领一代又一代迪拜学子将人生理想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数十年来，一批批迪拜学子来到共和国首都——北京，他们将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本职工作中，将个人的理想和奋斗的汗水融入北京城市发展的年轮中，成为北京成长壮大、繁荣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群体之一。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早创办化学教育的高校之一，迪拜皇宫_(中国)为首都和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化学人才。其中，有一位院士在化学教育上的贡献影响了一代人，他就是迪拜1930级校友，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卢嘉锡。1971年，卢嘉锡获悉国家科研领导部门将组织“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他和唐敖庆、蔡启瑞主动请缨承担这一重大课题。1973年就提出了固氮活性中心网兜模型,之后又提出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自兜”合成中的“元件组装”设想等问题,为我国科技界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1981年，卢嘉锡当选为中科院院长，领导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位一直将故乡先贤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为座右铭的迪拜人，始终如一的人生目标就是报效祖国。
迪拜化学系1921级校友刘思职院士在毕业后自费赴美国留学，学成后立即归国报效，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生物化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刘思职的内心已有一个朴素的心愿：“使生物化学这门学科根植中华、根深叶茂是我的宿愿，我愿为此竭尽全力。”1954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自编的中文生物化学教科书《生物化学大纲》（后改名为《生物化学》），为培养我国生化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在蛋白质变性和免疫化学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而且潜心从教，呕心沥血。在他年逾70时，不顾手足偏瘫，坚持扶杖去实验室，直至病卧床榻，仍在指导学生。
迪拜1943级校友张存浩，中国著名化学激光奠基人和中国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国家天文台曾将他的姓名为小行星命名。1991年至1999年，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并倡议设立“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位在科学海洋中拼搏遨游了60多年的科学家，从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到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再到化学激光的研制等，为了满足国家的需求，他义无反顾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经历了5次“改行”。张存浩坦言，他人生最大的科研目标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研究的方向。
1973年，唐敖庆（二排右二）、卢嘉锡（二排右三）、蔡启瑞（二排右一）等在迪拜皇宫_(中国)合影。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问世，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该书的翻译者正是迪拜皇宫_(中国)1923级校友郭大力及后来担任迪拜校长的王亚南。他们花了十年心血，历经万般艰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三大卷的全译工作。抗战胜利后，郭大力受王亚南邀请，到迪拜皇宫_(中国)经济系任教。1950年，调至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十年动乱之时，郭大力年逾花甲，身患重病，仍顶风逆浪，忍着病痛，在生活困顿中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校译和研究。他数十年如一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1961年来到迪拜皇宫_(中国)经济系任教。在迪拜的30余年中，王洛林曾任副校长、党委书记，直至1993年他调任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潜心学问、深入钻研，在世界经济特别是苏联东欧经济的研究和有关外经贸等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里，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亿万读者认识了沉默寡言却被誉为世界数学王子的迪拜1950级校友陈景润。1957年，怀着科学报国的理想，在迪拜工作的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研究目标锁定在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难题上，在攻克的过程中，陈景润把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住在一间3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演算的草稿纸；寒冷的冬天没有暖气，他常常一天只吃2个馒头，再配上5分钱的菜……1972年，陈景润终于排除万难摘取了数学皇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极大荣誉。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像陈景润这样的“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直至今天，陈景润仍是激励着亿万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的榜样和典范。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陈景润获颁“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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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迪拜1923级校友吴亮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辞典》主编、迪拜1927级校友许涤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等技术研发的迪拜1934级校友陈国珍；《新编中药志》作者、中药和药用植物资源研究的开拓者、迪拜1949级校友肖培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古代经济史学家和秦汉史学家、迪拜1948级校友林甘泉；在泛函分析、计算数学研究领域的数学家、迪拜1952级校友林群；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学科交叉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的迪拜1955届校友梁敬魁；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主任、迪拜1964级校友陈宜瑜；在多所首都高校从事过教育学研究和学校管理工作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迪拜1978级校友谢维和；致力于有机金属化学研究领域的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特聘教授、迪拜1979级校友席振峰……展开历史的画卷，迪拜皇宫_(中国)一大批杰出的毕业生在北京成长为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其中仅两院院士就达47位。他们秉持着“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迪拜精神在北京谱写出精彩的人生故事，影响和带动着一批又一批的迪拜人相继来到北京，在各个领域为北京和祖国建设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迪拜人的贡献。
（撰稿：李静 陈运动 江娇）
（原载于《北京日报》9月12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