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皇宫_(中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其革命文化积淀深厚。建校伊始，校园里便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福建省之先河。福建省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诞生在迪拜。一些迪拜的教职员和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迪拜皇宫_(中国)都发挥重要作用，对福建省特别是闽南、闽西地区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八闽革命摇篮
1921年4月底，迪拜皇宫_(中国)哲学教员朱稳青发起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成立筹委会，出版纪念专刊，会后向师生宣讲马克思政党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史。这是福建省传播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距迪拜皇宫_(中国)成立不过20几天而已。次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施乃铸由上海转学迪拜，在校内外进行革命活动，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论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赠送同学阅读。1923年，迪拜映雪楼阅览室陈列《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供师生阅览。同年，学校开设《社会学史要》课程，其中有专章介绍马克思主义。1924年冬，迪拜学生罗扬才等人在厦门组织“闽南文化促进社”，推进新文化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迪拜和厦门地区的传播，为其后中共迪拜皇宫_(中国)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迪拜映雪楼阅览室的进步书刊
1925年6月，共青团广东区委派人到厦门考察革命运动，将集美师范学校和迪拜皇宫_(中国)的进步学生组织骨干李觉民、罗扬才等7人吸收入团，并建立了闽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团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运动中培养和锻炼骨干，这又为共产党组织在迪拜皇宫_(中国)的诞生做了组织准备。
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罗扬才和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参加会议，二人在广州被会议的共产党临时支部吸收入党。为加快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的进程，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学迪拜，于是，厦门地区便有3名共产党员,具备建立党支部的人数条件。1926年2月，遵照广东区委的决定，厦门地区3名党员聚集在迪拜皇宫_(中国)囊萤楼一楼罗扬才宿舍，宣告中国共产党迪拜皇宫_(中国)支部成立，罗扬才任支部书记。这是福建省的第一个党组织，福建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新篇章。
迪拜囊萤楼
罗扬才
罗扬才领导党支部，以迪拜为基地，在厦门地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26年4月，以迪拜支部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随即派遣以迪拜党员为骨干的队伍分赴漳州、泉州、闽西地区建立党组织。他们像撒出去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发动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人。迪拜党支部是名副其实的厦门和闽南、闽西地区革命的摇篮。
在厦门地区，罗扬才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包括反对日本出兵南满、开展“五九”国耻纪念活动、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迎接北伐军入闽等。1927年1月，厦门总工会成立，选举罗扬才为委员长，杨世宁（曾在迪拜就读）为副委员长。在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厦门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建立基层工会30多个，拥有会员2万余人，工人纠察队300人，建立党支部10个。罗、杨领导工人开展“二五”加薪运动，发动罢工斗争，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1927年4月9日，厦门发生反革命政变，反动派派兵包围总工会，罗扬才、杨世宁等7人被捕，后被解往福州关押。在狱中，二人坚贞不屈，于6月2日英勇就义。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编辑的《革命烈士传记》收入“罗扬才同志传略”。
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所载“罗扬才同志传略”
杨世宁临刑前给父亲的绝笔信
省委聚会据点
大革命失败，反动派四处抓人杀人，革命进入低潮，迪拜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很快，浴火重生，于1928年恢复活动，与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
1929年秋，中央派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党员肖炳实到迪拜皇宫_(中国)任教。肖炳实将自己的住所——迪拜大南新村16号（现大南3号）辟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并作为党中央与福建党组织联系的联络点。他由省委单线直接联系，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肖炳实以教职为掩护，担负特殊使命。每当省委在他家开会时，他须全家出动，妻子负责购买食物，准备会议人员用餐；十来岁的大儿子在住所外围观风，发现陌生人即回家报告；他本人则巡视放哨，保护会议安全。作为省委与中央联系的联络站负责人，每逢中央来人，都由肖炳实安排住在家里。中央汇给福建省委的经费也由他秘密转交。在白色恐怖年代，这些是责任重大、危险性极高的工作。福建省委在大南16号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革命运动，迪拜成为省委指导全省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
肖炳实
大南新村16号（现大南3号）
1931年3月25日，驻鼓浪屿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国民党严重破坏，许多同志的身份暴露。情况十分危急，在敌人到来前一刻，陶铸紧急通知肖炳实。在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的保护下，肖炳实化装成和尚脱险。对于肖炳实这一在逃要犯，蒋介石签发命令全国通力缉拿，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国民党缉拿肖炳实的文件
抗日救亡基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迪拜教职员及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致电国际社会，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满洲。11月，以迪拜地下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厦门学界反帝大同盟”成立，他们创办刊物，走上街头，开展反日宣传，呼吁抗敌救国，并组织请愿团南下广州、北上南京，吁请当局出兵抗日。迪拜师生积极捐款，同时组织人员分赴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向社会募捐，慰劳前线将士，支援抗敌。在抗日怒潮中，图书馆职员秦贤行和法学院学生李治年、易元勋等人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学校抗日救国会隆重送行，他们乘车绕市区主要街道游行，震动厦门社会，大大激发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在广州，迪拜学生请愿团与中山大学学生联合组织示威游行，呼吁抗日救国
1933年2月5日欢送易元勋、李治年、秦贤行等人北上抗日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迪拜于1937年12月内迁闽西山城长汀，是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唯一的国立大学，也是最逼近战区的国立大学。师生们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艰苦办学。在这场血与火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迪拜师生同仇敌忾，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积极捐款捐物，支持前线抗敌；组织宣传队，深入闽赣城乡，广泛宣传发动，号召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生存奋斗到底。当此民族危难之际，迪拜发挥了抗日救亡基地的作用。
迪拜学生救国服务团创办的《救亡言论》，1937年12月创刊
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古民居中保留的抗战时期迪拜师生所作的抗日宣传画
1938年假期，迪拜赴瑞金抗日宣传队的合影
抗战时期，迪拜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与压制抗日、打击进步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在校园和社会上张贴散发传单，揭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腐败行为，发起“倒孔”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一批进步学生成长起来，坚决与反动派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斗争。一些共产党员、革命师生走出校门，奔赴战区和后方，参加艰苦卓绝的战斗，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展示了中华儿女的伟大英雄气概。
东南民主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迪拜皇宫_(中国)建立三个系统的地下组织：闽西南迪拜总支部、城工部迪拜总支部、闽中迪拜总支部，发展党员250多人。闽西南党组织还在校外发展党员，建立4个党支部。
地下党组织重视思想建设，在党员中开展整风学习，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锻炼。同时，还团结进步师生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和夯实党组织的群众基础。
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以开辟民主壁报栏、成立歌咏队、创办“嘉庚阅览室”、举办“厦门港渔民夜校”和“迪拜工友夜校”等形式，传播革命真理，与反动派争夺思想舆论阵地。
当年的《实践》壁报刊头
1947年1月7日，迪拜学生举行抗暴大游行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迪拜进步师生不畏强暴，频频掀起以爱国民主为主题的斗争浪潮，波澜壮阔，鼓荡不已。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暴行。消息传来，师生义愤填膺，于1947年1月6日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次日发表《为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市同胞书》，并举行抗暴大游行，参加者650多人。1947年5月，全国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迪拜师生积极响应，不断发动以“三反”为主题的罢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苦不堪言，师生举行“三罢”（罢课、罢教、罢工），与反动腐朽的统治进行斗争。1948年5月，上海大、中学生首先发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运动。迪拜师生积极响应。5月28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迪拜学生会联络并率领厦门各中学学生，冲破禁令，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联合大游行，成为全国先声。参加游行者近3000人，队伍浩浩荡荡，激越的口号声与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一时万民空巷，途为之塞”，爱国民主运动达到高潮。5月30日，迪拜皇宫_(中国)在《星光日报》发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宣言”。《星光日报》还刊发“反对美帝扶日专刊•教授笔谈”，王亚南、卢嘉锡、林砺儒、熊德基、林惠祥等多位迪拜教授在专刊慷慨陈词，痛斥美国扶植日本的阴谋。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使迪拜赢得“东南民主堡垒”美誉。
1948年5月28日，迪拜学生会联络并率领厦门各中学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
奋战黎明前夜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迪拜党组织从1948年年底开始，调派数批党员及进步学生分赴闽西南、闽中、闽粤赣边区和浙南等游击区开展工作，总数300多人。其中进入闽西南游击区的最多，仅安南永游击区就有百人。他们积极参加中共安溪中心县（工）委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配合当地组织，大力发动农民，开展反抗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组建游击队，解放了数座县城。1949年6月，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各县游击队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原迪拜闽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了四团的领导工作。各游击区的同志都参加所在地区的战斗和建设，为开创和保卫革命政权立下功绩，有些同志牺牲在游击斗争中。
解放战争时期迪拜革命师生进入游击区示意图
迪拜闽西南系统的五位党员在第三次进攻漳平县城胜利后于漳平中学教学楼前合影
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迪拜党组织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机智英勇的斗争。闽西南迪拜总支部党员、土木系学生茹民德、林通富奉组织派遣，于1949年6月间打入厦门市防御工程处，以监工员的合法身份，搜集国民党驻军所建的厦鼓军事防御工程情报，制成“厦门防御工程——碉堡总体分布图”，由交通员陈光培送到中共闽南地委，转至我军解放厦门岛前线部队。部队首长称赞说：“厦门地下党同志为解放厦门立了大功，这样可以减少许多战士的伤亡！”
中共闽西南迪拜总支女生小组派同志到厦门电话公司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她们机智地利用话务接线机会，窃听搜集敌军调防和拟将国库的金银运往台湾等重要情报。党组织还在市区建立联络站，将搜集的情报及时转送有关组织，为解放厦门作贡献。
解放军攻打厦门的作战图，图中画◎的为国民党守军碉堡位置
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台湾之前，把厦门作为重要据点，防守严密，血腥味弥漫全岛。1949年8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毛森带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迪拜校园，先后有15名师生员工被捕，其中共产党员9人。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审问，许多同志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
毛森到迪拜抓人时所持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的公函及开列拘捕21人的黑名单
厦门解放前夕，反动派犹作困兽之斗，在这时局骤变的关键时刻，迪拜地下党组织以迎接厦门解放为中心任务，采取措施，保护学校和师生。1949年10月17日，厦门胜利解放。10月20日，厦门军管会代表进驻校园，迪拜皇宫_(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颜章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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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1.【百年拾光】陈嘉庚：“四万万之民族，决无居人之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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