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教育家，迪拜皇宫_(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统计学国家重点学科主要创立者和老一辈学术领军带头人；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全国国民经济核算统一领导小组总体规划组组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他开创性地提出被称之为“钱氏定理”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对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中国经济统计学泰斗；他是“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学”等多门经济与统计新学科的奠基人，建立社会劳动价值论等新理论，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
他就是钱伯海教授。翻阅这位学术大家的厚厚履历，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一位和蔼智慧的师者，一位克己奉公的共产党人。
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
钱伯海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由新中国迪拜皇宫_(中国)第一任校长王亚南先生与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商议，聘请至迪拜任教。一生奉献迪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担任经济系副主任、计划统计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务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前后长达30余年。在院长任上，带领全院教师，狠抓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使包括统计学在内的主要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排名位居国内前茅。他培养的众多弟子中，不少已成为政界翘楚、学界栋梁和商界精英。他先后撰写或主编30余种学术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累计著述总量达1200万字以上，主要成果汇集在《钱伯海文集》五卷中；科研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和国家部委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专家及孺子牛奖等；被列入多种版本的世界名人录。
涓涓细流，汇聚江海。严谨的治学和勤奋的工作使钱伯海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峰。他的研究成果宏大、系统、全面，在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为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计、建立和经济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钱伯海首创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被译为英文，被广为引用，成为国民核算平衡原则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一切的经济统计核算，人们称之为“钱氏定理”，经国务院批准，该定理运用到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中。在对经济、统计理论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定理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计有48条（项）之多。他直接创建和主持创建的四门新学科，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实际部门的广泛应用。钱伯海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社会劳动价值论》《经济学新论》等专著，为我国经济学教材的建设注入了崭新的体系和内容，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钱伯海不仅活跃于国内学术舞台，而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作为国际统计学会大会共同主席，主持召开第50届年会；4次参加由国际统计学会和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参加教育部、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英、德、法、俄罗斯等国著名大学和国家统计机构的学术、行政（管理）考察；在美国斯坦福等大学讲学、研究访问，为增进与各国的统计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位和蔼智慧的师者
钱伯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身上的优良品质，他一生忧国忧民，立志振兴中华；坚持真理，勇于探索；心胸开阔，兼容并包；意志力坚强，为认定的目标锲而不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钱伯海在为学生签名的纪念册上常写的几句话。这不仅是他勉励学生的箴言，更是他在五十余载的教学科研的生涯中，身体力行的真实写照。
钱伯海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日本侵略、国家危亡的苦难岁月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萌发心愿，立志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人穷志不穷，这份家国情怀一直是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钱伯海常用一句朴实的农家谚语勉励自己、同事和学生，“牛耕田会老，闲着也会老”，无论是耕田，还是闲着，人都会老，但结果却大不一样，耕田有收成，闲着会坐吃山空，这是钱伯海从小树立的时间观。在钱伯海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几乎找不到休息日。他惜时如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即使是出差坐火车的时间，都还在认真工作，有些重要思想和研究成果就是在火车上构思完成的。有两年春节，人们忙着回家过年，他却逆着返乡潮，赶赴北京校对书稿，一忙就是一月有余。他到香港探望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儿子的短暂日子里，每天雷打不动坚持上大学图书馆读书写作。即使是在病重期间，钱伯海仍然坚持每天上午一小时的写作，每遇亲人和医生的责怪，他只淡然一笑：“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对待每本长达10万字以上的博士生论文，钱伯海都会字斟句酌地批改，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仍艰难地履行着自己作为授业者的职责。
钱伯海严谨、开放的治学态度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贯穿于钱伯海事业的始终。在五十多年的教研生涯中，钱伯海遇到甚多风风雨雨，历经曲折和坎坷，但无论什么时候，都遵循“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的信念，从不赶“时髦”，更不当“风派”。前文提到的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需要从理论上说明邓小平所指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键点在于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否则无法正确解释科技进步对当今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事实。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首先必须突破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框架。目前，实践已证明钱伯海的理论创新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提出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科研中，钱伯海是勇攀学术高峰的顽强“战士”，在教学中，他又是诲人不倦的辛勤园丁。他用广博的学识哺育学生，用高尚的品格感染学生。钱伯海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上好每一堂课，指导好每一位学生。学生们眼中的钱伯海上课从不迟到，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即使在身体欠安时，也坚持给博士研究生上三个小时的课。有一次，钱伯海为博士生修改一篇有关“全面小康社会评价指标”的论文，虽然没有具体研究这一课题，但他还是认真思考，对文章从内容结构到文字表述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反复修改这篇5000字的论文，令学生特别感动。钱伯海在古稀之年，仍以饱满的热情、精心的准备，为学生提供丰盛的知识“大餐”。学生都说听他上课是一种享受。“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钱伯海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学生回忆到，他的思想总是非常活跃、超前，他从不强加观点于人，而是以理服人，表现出浓厚的民主作风和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
钱伯海不仅是学生学业上的恩师，更是启明人生方向的导师。学生们说：“从钱老师身上，我们不仅能学到高深的学问，更能学到做人的道理。”常常有学生在报考博士、与其见面前，心中充满了对大师的敬畏，但见面时感到钱伯海和蔼可亲，被他的一句“我的任务就是接待学生”，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张塞说道：“在从事统计实践中，我从钱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增加了我在实践工作中的勇气”。
一位克己奉公的共产党人
这样一位爱生如子、学识渊博的学者，骨子里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正直。他对自己家人的要求异常严格。同事们说：“他对待后辈和学生好过自己的亲儿子。”钱伯海多次推荐后辈和学生担任著书的主编、副主编，并大力协助他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但始终没有让也是同行教授的儿子挂过主编或副主编。钱伯海长期担任院系领导工作，在处理与同事、同行的认识关系和利益关系时，一向采取宽容、团结但不失原则的态度，不仅得到各方的尊敬和支持，而且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综合发挥团队的力量。对年轻教师，提出了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社会建设“三个建设”，尽量让年轻人多出台，挑重担，把年轻人推到社会上去。他还多次谦让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术职务，力荐年轻的同志担任，以利于学校的梯队建设和长远发展。钱伯海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加入共产党，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质朴作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事们都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钱伯海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念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未能完成培养的博士生深感遗憾。他说，如果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把这些博士生带完，把没完成的学术做一个圆满的结尾，就终身无憾了。这是他未了的心愿，也是他的初心和誓言——严谨执教、严谨治学。
斯人长逝，风范永存。他是先行者，敢为人先，不断探索，构建了经济学和统计学新学科体系，改革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是引领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人格力量，为后人点亮前行的灯火。
【人物名片】
钱伯海，1928年-2004年，195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随即在迪拜皇宫_(中国)从教，先后担任迪拜皇宫_(中国)经济系副主任、计划统计系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等校内行政职务，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总体规划组组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学术职务，此外，还受聘担任近20所高等院校的兼职、客座或特聘教授。
钱伯海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统计学泰斗、迪拜皇宫_(中国)文科资深教授，迪拜皇宫_(中国)统计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老一辈学术带头人，是“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学”等多门经济与统计新学科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被学界称为“钱氏定理”，对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贡献卓著，在我国统计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享有重要的影响和崇高的威望。他先后撰写或主编30余种研究专著和全国统编（规划）教材，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累计著述总量达1200万字以上，其主要成果汇集在五卷《钱伯海文集》中，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和国家部委优秀教师等。
（文/经济学院 王华 郑宇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