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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面对面】刘振天：迈向2030：以大学多样化助力和引领新质生产力

发布时间：2024年04月08日来源：教育研究院

迈向2030：以大学多样化助力和引领新质生产力

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刘振天

在全国人大第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李强总理代表政府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和技术体系的数字化产业群，从而树立新引擎、开辟新赛道、催生新业态、形成新优势，并以新质生产力牵引带动整个产业实现全面升级。这说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的，对科技、人才和教育必然提出更高要求，进而使得大学不仅成为新质生产力内在要素的动力源，甚至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成分，在某种意义上，重视和发展大学就是重视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大学既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又要走在新质生产力前面，为其开辟道路。

即将迈进2030的未来几年，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经过“十四五”规划建设，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生态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尖端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发展条件也出现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发展中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传统产业增长动能乏力、内需不足、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科技创新遭到“卡脖子”堵点等。党的二十大总揽全局，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整体协同科技、人才和教育三位一体，是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的必经之途。助力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大学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而要想实现这一使命，大学必须走多样化办学道路。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何以需要大学多样化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需要大学多样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与传统生产力不同，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质生产力，具有革新性、迅变性和不确定性。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和能动性的因素，它在决定意义上推动着社会发展。生产力由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要素构成。农业及手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非常缓慢，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原始落后和生产要素的固化封闭，仅仅依靠土地、人口、车马等自然资源投入，依赖人力、畜力等自然力维持运转。这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力量渺小，主体性薄弱。工业化时代，土地、人口、人口等虽仍发挥着基本作用，但发展的动力已经转变为科学的应用，即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工业生产里面包含着科学。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自确立以来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所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人类几千年里所获得的财富的总和，其奥秘在于机器大生产，即“机器，就是科学技术；大生产，就是分工合作”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或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科技理性不断发展以及在生产中不断应用，不仅导致生产力快速发展，且根本改变了生产力的素质构成。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一日千里，其导致的产业和社会变革的速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挑战着人类的智力极限。这是一个更新迭代骤然加快的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现状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有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这样，企望用过去的旧观念、旧经验和旧模式处之，显然难以应对，必须以变应变。大学也是如此。农业时代，大学超然物外固步自封；工业时代，大学隔离的大门终于被打开，隔离的围墙被推倒，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要和经济社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信息时代，大学不仅要对多重变化的社会及时做出反应，以至必须走向变革的前面，以变应变，超前识变，以多样化迎接和赢得发展先机，进而发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其二，新质生产力以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经济与新业态为主导，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是高新科技产业单兵独进，更不意味着抛弃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上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忌一哄而上。^[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发达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多元交织、共存互补格局，不能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可以放弃和淘汰传统生产力。事实上，按照大口径粗略估算，我国数字化产业GTP确实已经占到全国总GTP的40%以上，但如果严格按照狭义的新质生产力，即新材料、新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新业态计算，这个比例还不到3%，^[3]因此，新质生产力还处于新生阶段，必须与其他产业一道，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这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要义所在。同时更要以新质生产力全面改造传统生产力，促进传统产业全面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新的结构体系。不同的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产业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对人才规模、数量、结构与素质的要求不同，对大学的目标、空间布局、治理体系、课程、培养模式与评价标准等也不尽相同。所以，新质生产力不是要求大学同质化发展，不是要求大学都办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专业，相反，大学必须多样化发展，发展目标多样化、人才培养规格多样化、结构体系多样化、课程内容多样化、教育模式与方法多样化、治理结构多样化以及评价标准多样化。

其三，新质生产力是全新经济形态，无论是狭义的新能源经济、新材料经济、互联网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经济，还是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均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技基础上，并经过其改造升级转型的经济结构，因此，新质生产力体系便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创新型经济。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谈不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创新体现在生产力的每一个要素与方面：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人才的规模、结构、素质与创新才能；技术资本主要是新知识、新技术、新专利以及品牌和创意；物质资本则表现为高科技含量的仪器装备和原材料。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都直接取决于科技及其创新，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逐渐退出主导地位，进而被数字化智能化的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所取代。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越是依赖于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就越依赖于创新人才及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多样化是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发展的天然保证和重要条件，没有多样化就不会有知识创新，也不会产生创新型人才，这是已经被经济发展史、科技发展史、人才成长史和大学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二、大学多样化发展成效及现实困境

我国大学教育既古老又年轻。言之古老，因其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说它年轻，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至今仅有一百余年。但百余年来，真正顺利发展的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短短四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我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总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毛入学率超过60%，高等教育实现了普及化。这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且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地区与社会群体间知识差距、提高全社会科学文化素养、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改革成效显著，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渠道单一、办学主体单一、管理体制单一的局面，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层级、多类型、多形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

目前的大学确实是多样的。在层次上，有高等教育院校、地方本科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学；大学内部级差更多：在科类上，分为理、工、农、医、文、经、管、法等十余个门类；在职能类型上，又被分为教学型、研究型及其教学研究型，或者学术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诸如此类。大学的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有助于大学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和特色化发展，这无疑是大学进步的表现，也是后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组织管理学角度讲，当一个组织规模很小的时候，组织性质往往是单一的、同质化的，组织内部成员的志趣、观点与行为模式相同相近或相似。但是，当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超过临界点后，就必然发生变化，成为异质性的、多样化的。我国高校已有3000多所，平均每所高校学生规模1.5万以上，大的学生规模超过5万。如此境况，企望所有高校和所有学生都按同一目标、标准和模式发展，显然是行不通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多样化发展及其成效估计得过高。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远比成效更多，也更为严重。大学的多样化，可以说形式有余而实质不足。换言之，形式上的多样化掩盖着实质上的单一化。人们常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是低质量和不均衡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应当承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是单一化和同质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具体指单一化的知识型或学科型的大学教育。几乎所有高校都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素质、重科技轻人文、重校内轻社会”这一“五重五轻”现象，^[4]高校无一例外地沿着学术、学科知识这一金字塔式的单一线路和赛道行进，攀高求全，朝多样化转型发展的困难重重。

大学转型难题，或多样化发展难题，不仅体现在组织层面，也体现在培养目标层面。单纯追求学科型和知识型，必然导致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模的同质化倾向，出现所谓的“千人一面”和“千校一面”。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僵化，人才素质缺乏个性和多样化，久而久之也造成教育创新难、创新人才培养难。有人曾就此形象地比喻，认为我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在知识技能和做事方面，平均值较高但方差小，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在品德与做人方面，素质普遍较低，^[5]不少还存在精致利己主义倾向。

造成办学模式趋同化、人才培养单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传统观念、经典大学合法性路径依赖、基础阶段应试教育惯习、资源配置失衡和评价机制偏差等，对此人们已多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三、双向赋能：加快推进大学多样化助力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大学多样化并非新议题。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大众化进程加快，社会就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人们随之开始关注和研究多样化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丁·特罗教授在深入考察“二战”后至70年代欧美澳等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及趋势后，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他指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绝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伴随着教育观念、结构、质量、管理、课程、入学标准、评价等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其中，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大学的结构是同质和单一的，步入大众化阶段后，引起了高等教育和大学内部的分化，从而导致教育目标、标准、课程、管理体制、结构等多样化，即大众化、普及化与多样化相伴相随。大学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我国在推进大学多样化方面，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明显进展与成效。不过，人们以往在研究、探讨和实践大学多样化问题上，仍囿于传统思维，未能将大学多样化发展置于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新质生产力视野之下加以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求大学多样化，更为大学多样化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与无限可能。

就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多样化发展而言，有两方面有利条件：一是信息化和数字化高度发展，源源不断地为高等教育输送海量的市场信号，精准指导大学面向细分市场的招生与就业、供给与需求，使二者协调匹配，从而提高大学多样化办学效率效益。过去，大学办学趋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得不到足够和确切的市场信号，只能走传统的学科型办学老路，这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而大数据发展能够有效克服大学办学的盲目性和盲从性。人工智能发展，依靠数据大模型和强大算力，快速做出信号判断，为政府和大学办学合理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提高决策针对性准确性，减少资源浪费；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大学提供海量的高质量教育资源，还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和个性化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显然，巨量信息及其分析能力，可依每个学生的各方面表现与个性发展做精准画像，有利于大学识材、选材和养材，及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学习方案；也有利于学生选择学校和教育方式，尊重并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和多样性。

就大学赋能新质生产力来看，大学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者、全面助力者和先行引领者。大学培养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构成新质生产力内在的人力资本；大学发展和创新的知识与技术等无形资产，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技术资本。这两种资本是新质生产力得以不断发展提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性、关键性和决定性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专业，直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专门人才。公司企业和行业人员观念和知识的持续更新、技术的持续创新离不开大学的作用，这是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职能的集中表现。此外，大学日益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造中心。一方面，大学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这一新的更高的平台上，摆脱了传统刚性的、结构化和同质化的知识教育体系依赖，进而全面转向构建多样化、个性化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新质生产力市场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弹性化需求；另一方面，大学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策源地，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技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和新产品新产业开发的生力军。80%以上的基础研究、20%左右的应用技术和开发研究、几乎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集中在大学。不仅如此，当下大学与产业和科研院所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从实验室研究到中试再到终端产品和市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短。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学研政一体化，大学生产的新知识直接孵化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此基础上以至形成新产业群。

参考文献：

[1]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 杜尚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N].人民日报,2024-03-07(001).

[3] 姜雪颖.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41.5%[N].海报新闻,2023-10-24,.

[4] 杨叔子.人文教育:现代大学之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1):65-74.

[5] 钱颖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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