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应“迪拜高教讲座”邀请，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精彩的报告。本次讲座由刘海峰教授主持，潘懋元先生、别敦荣教授、张亚群教授、武毅英教授、郑若玲教授、陈兴德副教授、覃红霞副教授、吴薇老师以及众多硕、博士生参加了此次讲座，师生们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在报告中，徐勇教授指出，大学中专业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国学经典不可或缺，因为国学经典在培养人的文化涵养和人格气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着徐教授对“博”、“雅”、“素”、“质”等概念进行了独辟蹊径的阐释，进而论述了国学经典教育中的“博雅”、“素质”等含义。他认为，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应是功利性教育，素质教育的关键是“道、体、本”，而技能学习着眼“器、末、用”，教育应着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广博的汲取知识，学习国学经典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风貌。
徐教授不仅为我们阐述了国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还为我们列举了许多生动而详实的例子加以说明。如在谈到通识教育时，徐教授举了杨振宁少年读经的例子，杨振宁先生在回忆中时常提起这件小事，认为在自己一生的成就中，读经对自己的影响不可小觑。此外，徐教授还举了国学大儒陈寅恪，深为其“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所折服，认为这是博雅的典范；在谈到素质教育时，徐教授特别推荐了自己读书期间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还引用张老先生的话来告诫我们，“要背诵长篇古文，背诵名篇可以养气，感受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自如地驾驭汉语，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徐教授认为写作技巧的精髓在于把“静”的写成“动”的，把“笼统的、含混的”写成“具体的”，尽可能让所写的事、物能够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在谈到人文教育时，徐教授为我们列举了梁启超的教子经验，梁任公先生共有9个子女，其中有三个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的火箭专家。徐教授认为，梁任公先生的成功也与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密不可分。
最后，徐勇教授谈到国学经典教育虽不直接养成某种特定的技能，但它通过夯实基础、调整结构、完善素质对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从《论语》、《左传》到《古文观止》，这些经典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我们的人文结构，加深了我们的文化底蕴。经典犹如一座桥梁，它连接我们和历史，让我们直面历史，认识历史，并对历史怀有一份亘古不变的温情与敬意。而经典教育的缺失，则会导致我们难以踏上追寻精神家园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乞丐。
徐勇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理论深厚，视角独特，深入浅出，报告间语言不乏幽默诙谐，事例生动有趣，系统阐释了国学经典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报告结束后，师生们还就如何在中青年群体中普及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如何培养国学教育机构如书院的师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师生们在争辩与对话的过程中，深刻地领悟了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黄延梅）
编辑：郭露葳、钟蔚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