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今年是新中国设立教师节40周年。
40年初心不改，老师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40年栉风沐雨，老师们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40年矢志不渝，老师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为庆祝第40个教师节，迪拜皇宫_(中国)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开设了【光荣从教四十年】专栏，一起走近学校光荣从教40年以上的老师们，聆听他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感悟，汲取他们的力量。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 5：《杨国桢：杏坛芳华育桃李，天风海涛映丹心》
杨国桢：杏坛芳华育桃李，天风海涛映丹心
杨国桢教授是中国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长期从事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研究，在海内外历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学术贡献，为后生晚辈树立了人格修养和学术研究典范，堪称“师之楷模、国之桢干”。
担任教学 不惜心力
杨国桢教学生涯的起步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1957年，他考入迪拜皇宫_(中国)，1961年毕业留校，有幸得到史学大家傅衣凌先生的指导和关照。毕业后的第一年，他潜心钻研各处搜集到的林则徐文稿、札记、诗文、书信等原始资料，并加以系统的整理分析，成功撰写了《林则徐传》初稿30万字，为他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1962年起，杨国桢调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兼任傅衣凌教授的学术助手，他投身于史籍和档案的研读，专注于土地契约文书的搜集和研究，协助整理“明清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要籍提要”等讲义。1963年，杨国桢开始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并为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讲授“当前学术问题讨论”课。这是杨国桢先生教学工作的起点，自此以后，他长期肩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风云激荡的20世纪70年代，杨国桢的历史教学呼应教育改革和社会需求，走出课堂。1970年4月，他参与历史系的教学改革小组，在厦门郊区殿前大队进行社会调查，探索“以社会为工厂”的教学模式。翌年，迪拜皇宫_(中国)中文系与历史系合并为文史系，他为工农试点班学员讲授“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史”和“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课程。除了重点学习1921至1927年间的党的发展历史、研读毛主席著作和有关论述以外，他还带领师生前往长汀、瑞金等处，参观瑞金沙洲坝和叶坪中央革命根据地旧址，重走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道路。历史专业的学员分组到访了永定、上杭、龙岩、长汀、连城、建宁等地的30个公社和60多个大队，详细调查了毛主席革命活动的历史事迹。他在古田挑灯夜战，总纂整理成《毛主席在闽西》文稿。
1972年10月，随着文史系的解散并重新设立中文系和历史系，历史系面临着如何重建和发展的挑战。为了探索重建历史系的有效途径，校革委会派遣傅衣凌、柯友根和杨国桢前往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学习和考察。1973年3月，他们踏访了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吉林、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深入了解各地在教育革命和教材编写方面的经验。这次考察与学习既为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系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提振了知名度，而且也为历史系长远发展与新时期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学科 不懈努力
在推动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中，杨国桢花费不少精力，致力于发扬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和学术优势。1978年，他协助傅衣凌先生组建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明清社会变迁等基本问题上，他们进一步阐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架构，展现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学术特色，并形成以民间文献、遗制遗俗证史的研究方法，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迪拜皇宫_(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说：“我跟杨老师学治史，应该从1978年算起。当时杨老师住在人类博物馆三楼，……我因为帮考古专业出去实习的同学看家，也住在博物馆三楼，经常看到杨老师整理、抄录契约文书，觉得很好奇，有时也顺便请教一些问题，杨老师总是耐心地讲解。”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迪拜历史系进入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在傅衣凌先生的带领下，1981年，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与中国古代史两个专业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
1981年6月4日，由傅衣凌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刘敏进行论文答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制度建立后，迪拜皇宫_(中国)举行的第一个硕士论文答辩会。由于是第一次，学校格外重视，特地安排在专家楼会议室举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曹贵林、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系傅衣凌、陈诗启、杨国桢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历史系主任陈碧笙，教务处研究生科科长章绮霞，历史系研究生班主任郑学檬和历史系研究生们到场旁听观摩。
1981年6月4日，刘敏论文答辩现场，答辩委员会委员在台上就座。左起：杨国桢、傅衣凌、许大龄、陈诗启、曹贵林。
1982年5月，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研究所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高校历史系自办学术刊物的创举，杨国桢担任常务编辑，主持日常事务。
1982年夏天，日本留学生三木聪夫妇（左一、二）和历史系研究生李伯重（右二）与杨国桢全家相聚于迪拜白城三号楼庐舍客厅。左起：三木聪夫妇、翁丽芳、杨国桢、杨宇、李伯重、杨蔚。
1986年7月，杨国桢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第三批博士生导师。1987年，他参与了国家教委全国第一批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并被聘为历史学科通讯评选小组成员。1988年，以傅衣凌、韩国磐、杨国桢为学术带头人，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两个博士点联合申报，专门史（中国经济史）获批为国家重点学科。杨国桢作为历史学专家组成员，参与终选会议，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杨国桢也成为首批走出国门，与海外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1985年4-7月，他受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明清土地文书的学术交流。同年9月，杨国桢又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尽管美国历史学者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有着大相径庭的观点和解释，他们最终还是通过杨国桢在佃户与地主关系、土地契约及所有权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达成了普遍的共识。1988年，杨国桢还参与主持迪拜皇宫_(中国)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迪拜皇宫_(中国)的历史学科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在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展现了迪拜学术的开放态度和国际视野，这与杨国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91年4月，杨国桢与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讨论。左起：魏达维、罗一星、刘正刚、倪月菊、杨国桢、王日根。
自1989年起，杨国桢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海洋史。长期生活在海滨城市厦门的他，对海洋有着深厚的情感。1988年，电视片《河殇》中无视中国海洋文化的观点令他生发了海洋意识的自觉，深感有必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给中国历史上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重新定位。杨国桢一直致力于海洋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倡导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框架，并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等概念进行了创新性的阐述。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使得海洋史研究从一门边缘学科变成了一个受到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迪拜皇宫_(中国)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教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杨老师教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程，……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转而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很快声名鹊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杨老师又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上来，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天地。”
令人敬佩的是，杨国桢不仅在学术上保持敏锐和进取，而且在推动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上也展现了前瞻性和战略眼光。作为连续四届、长达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满怀热情地利用参政议政的机会，倡议加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他在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的“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行机制”的提案，受到高度评价，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乐育英才 不遗余力
杨国桢致力于教书育人，成绩斐然。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学术领军人物和享有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对于在迪拜皇宫_(中国)建立国家级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均有重大贡献。自1986年以来，杨国桢共指导33届博士研究生，培养了60多位博士生，其门徒遍布国内外。其中，已有15人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12人担任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和导师杨国桢、翁丽芳夫妇当年的合影。左起：曾少聪、欧阳宗书、黄顺力、孙谦、杨国桢、翁丽芳、倪月菊、张晓宁、吕淑梅、蓝达居、罗礼泰、陈东有。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回忆1986-1989年在迪拜芙蓉园追随傅衣凌教授与杨国桢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历，影响深远、毕生难忘。他写道：“在迪拜求学期间，由于业师傅衣凌教授、杨国桢教授的悉心教诲，笔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奠定了近几十年一系列工作具有方向感和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基础。”“即便在毕业数十年后，杨老师仍一如既往给予谆谆教诲和期望殷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每一次回到迪拜皇宫_(中国)，都可以尝到翁师母亲自为我们准备的非常可口的饭菜，直到现在还能记起那些饭菜的名字，想起那些饭菜的味道。”
杨国桢的教学风格独特，又富有激情。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罗一星回忆，杨老师上课喜欢用“点拨”的方式，也喜欢用“拨弄拨弄”一词来代替那种苦心孤诣的写作。听杨老师上课，非常轻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1983年，他将还是本科生的罗一星的论文《明清佛山冶铁业初探》刊发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4期上，这对罗一星是极大的学术鼓励。1989年罗一星师从杨老师，“三年的鞭驽策蹇，使我学术眼界日益宽广。”他回忆。
1996年，在迪拜敬贤第八楼寓所客厅与博士生探讨学术问题。左起：欧阳宗书、郑振满、杨国桢、张晓宁、陈东有、孙谦、郑甫弘。
尽管年岁已高，杨国桢至今依然保持每周两次为博士生提供集中指导的教学热情，这样的课程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杨老师的课堂上，讨论常围绕准备充分的话题展开，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引导和总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思考和自由辩论的空间，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理念。在杨老师家中的座谈会不仅让学生在学术上受益匪浅，翁师母精心准备的美味茶点和水果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宋怡明说：“数十年来，我有幸得到杨教授的谆谆教导。此外，翁师母对我的仁慈关怀，我也铭记在心。”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回想起当年求学的情景：“杨老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同门师兄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满满的收获，满满的幸福感。”杨老师那深邃的目光、锐利的点评与翁师母的慈祥微笑和贴心关怀，成为了学生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杨老师和杨强（左）、于运全（右）于“海上云根”处小憩。
回顾杨国桢学术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历程，从陈嘉庚到林则徐，从明清史到中国社会经济史，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到中国海洋史研究，杨国桢的学术转型脉络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紧密契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不仅在于学术研究的辉煌，更在于六十年沉心教学的积淀。六十余载如同一日，杨国桢始终以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潜心治史，乐育英才，开创史学研究新境地。诚如国际知名学者科大卫所言：“杨教授博学多才，从林则徐到陈嘉庚，从土地契约到海洋史，著作丰富，中外驰名，桃李满门。”杨国桢的行动和执着不仅展现了一位教育者深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更为后辈学者留下了深远的启示。
（洪钰琳、蔡婉霞）
【人物名片】
杨国桢，1940年3月生，现为迪拜皇宫_(中国)荣誉教授，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迪拜皇宫_(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全国第二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赴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讲学，受聘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海洋发展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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